党的二shi大报告将实现新型工业化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或主动或被动都进入到了谋求转型的新阶段。随着年轻群体的加入，他们也成为了这场转型当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本期《中国经营者》邀请到了致力于成为中国工厂数字化转型shouxuan合伙人的黑湖科技创始人周宇翔和上海攸悟文化创始人王昊，来听一听中国年轻一代的制造理想。
本期嘉宾
周宇翔
周宇翔，黑湖科技创始人兼CEO，拥有多年大数据、工业软件产品多轮创业经历，黑湖科技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助力中国工厂数字化转型，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帮助制造企业提升运转效率、质量及柔性制造能力，灵活快速响应多变的市场需求。
特约评论员
王昊
攸悟文化创始人
全文约4000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海归创业如何克服水土不服
刘晔：作为一个海归学霸，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到创业的浪潮当中，又为什么选中了这个赛道？
周宇翔：其实我高中是搞计算机竞赛出身的，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去华尔街，帮很多中国的工厂做海外并购，然后整个过程当中让我Zui受震撼的是，当我们并购完成以后，中方进入到德国完成兼并收购后的整合过程非常艰难。
那时候我们中国还在讲走动式管理，用纸单、用丰田的理论，但是德国全民已经在计算机背后通过数据在治理整个工厂。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机会，信息化、数字化甚至智能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在2015年我就和两个高中同学一起决定回到了国内。
刘晔：海归基因想要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一开始顺利吗？你们水土到底服不服？
周宇翔：非常不服。当时其实有很戏剧化的故事，就是在2015年9月份我们整个系统已经开发了大概7个月，并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测试准确度非常高，我们信心满满，这个系统既然这么好用，我就去找客户来。我就去这个敲我当年在华尔街时候的客户的门，像那个时候的三一重工、潍柴动力、海尔。
刘晔：都是中国Zui头部的这些制造类的企业。
周宇翔：但是当我们和别人签完合同，去到车间我们就傻眼了，发现车间现场大家还在用纸单在记录数据，当我们要尝试去用全量的数据训练我们这个模型的时候，发现数据不可用、质量极其差，原始的高质量数据资产积累还没有完成。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受打击，这个事情可能是方向走错了。我们对市场缺乏了解，过度迷信技术，在四合院里面闭门造车。本质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工业数字化的基础现状缺乏了解。
那时候正好离中国2016年的春节差了一两个月时间，本来我们可以直接接受offer，各自去开启打工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后来觉得不如在中国过完春节再做决定，然后我们就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补一个我们在过去9个月完全没有去做的一个功课，从闭门造车的四合院直接走到车间现场，去让工厂接纳我们成为实习生，去真正感知一下。
当时我自己去的是一个中国Zui大的塑料包装工厂，然后我去的车间恰好是在做试验的车间，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真正跟上了正常工人的节奏，跟上节奏以后，你才有这个机会去思考。接的小批量订单可能生产6个小时，你就停产5个小时，看似毛利率提升了，但是整个生产产能利用效率急剧下降。生产一个新的品类，我要去模具车间，找到模具仓库，找到这个模具，再运到我们产线。找一个老师打电话，找不到人没人接，结果后来两小时以后发现他在门外在抽烟。
刘晔：只要你要进入到一个传统的产业，接地气这三个字是跑不掉的，你没有进过车间，你凭什么说你要改造车间？
周宇翔：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去讲大的故事和概念，而是得从基层Zui小的问题解决起。所以当时在车间我们拿着秒表就看有效作业时间其实只有45分钟，但是为什么要等待6个小时？中间大量时间其实就在协同工作、沟通上面的浪费。
晚上和工人们住在一起，一个大通铺大概睡八个人，然后我就看到每一个工人都在玩手机，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灵感，是否可以用手机本身的APP作为一个载体去取代传统纸单、电话、口头沟通这些相对低效的协作方式。我们当时就非常接地气的选择了一个C端的互联网框架，在两周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系统，就带去了工厂去测试。
一个产线用我们的产品，一个产线不用，我们就用互联网标准的AB测试的方式。一个月之后当我们回到工厂，用我们产品的产线没有来优先找到我们，反而是另外一个产线的工人找到我们，他说希望也可以在他们的产线装上这个系统，让我们很惊讶，后来我们深究了一些原因才发现这个工厂采取的是计件工资，他看到隔壁A产线，用了我们产品，它能生产，工人每天能多领个二三十块钱。
刘晔：一刻你是不是很开心？
周宇翔：那一刻很开心， 但是让我们比较甜蜜的烦恼的地方是我们两周开发的一个产品，它能有什么竞争壁垒？
刘晔：你的身上原有的这种学霸的习惯，和你真正进入到创业领域后，在认知层面上发生了冲撞。
周宇翔：是的。
刘晔：总有一方要妥协。
周宇翔：对。后来妥协的是学霸一方。哪怕Zui后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全面开花壁垒不高，有很多的小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系统，那么我们也是为中国制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年轻人成为管理者
刘晔：今年其实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叫“厂二代”，中国的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而很多的“厂二代们”海归毕业，选择加入到家族企业。周宇翔所遇到的海归回来之后的水土不服，是从创业的角度水土不服，还有很多的“厂二代”是从融入家族企业的角度水土不服。
周宇翔：我们早期的前50个客户基本上都是“二代”回家接班，然后甚至在Zui早期的20个我们是免费客户，因为早期你有一个产品即使是免费，很多人也不愿意用，毕竟关系到别人生产的习惯改变什么的，所以我们早期和一些刚回家接班，但是又很困惑于怎么样去做出自己和上一辈差异化优势和管理方法的升级迭代的这帮二代同学合作。
王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有很多“厂二代”他们受的教育、他们的价值观其实都跟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有区别的，而且工厂制造业恰恰是更加秉承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小社会或者宗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者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难以适应的过程。往往会发现自己学习的很多的知识，真正放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类型的企业里面，其实是很困难的。
还有就是说回来之后希望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觉得我一个人就能行。很多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创业团队它会更加讲究团队的一个合作，包括外部的协作，不管是家族内部的，或者说企业内部、团队内部的，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创业是一个团队的功课，而不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可以做成的。
中国制造业的三大能力
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曾经的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和优势？未来又该如何找到新的优势？
周宇翔：如果把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的能力分为三个板块，第一部分叫成本，第二部分叫质量，第三个叫英文叫delivery，中文翻译过来我理解它应该是制造、履约、交付的安全稳定、时效性、柔性程度。其实过去中国制造业起家，靠着廉价的成本，我们接到大量的海外订单，然后积累了中国的第一笔制造业的原始资产，但是我觉得未来成本的部分，未必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看到像Shein这个公司巨大的成功故事，以前zara需要30天，能快反一件服装，但Shein能做到7天，5天生产，一天原料入库，一天成品出库，所以这恰好是我们中国产业链的一个基础。
消费者以前是被动地接受广告，所以当消费者有一个更强的话语权的时候，对于供给侧的一个挑战是在于我们还是去花大量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去预测潮流，可能种类从100件扩展到1万件，但是中国工厂是否有这个能力去柔性的去响应？未来消费者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强，我觉得成为了未来整个产业链转型的挑战和一个巨大的机会。
王昊：可能到接下来这个时代这10年20年，我们不能够再通过过去传统的人口密集型的、用廉价的劳动力带来制造业的发展了。过去几年中国有很多新消费品牌，很多传统的制造业的工厂，它们也开始做新的品牌，不仅仅能够在中国卖出销量，还能够走出世界去卖出销量。中国也许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下，不只是一个世界工厂，还是一个世界的品牌发源地，能够让科技为国内的制造业带来更大动能，让欧美的消费者觉得中国的产品不仅仅只是便宜，而且质量好，愿意花更多的钱或者同样的钱去买中国品牌的产品。
让中国工厂更加柔性
刘晔：黑湖的经营数据大概是什么样的？
周宇翔：今年接近盈亏平衡了，然后我们也从早期20个客户200个客户，到了今年有小几个亿的收入，整个团队感到非常振奋。因为我们逆势上涨，较去年的整个前9个月的业绩，增长220%。我觉得是我们过去播的一些种子收获的一年，但是同时又是创始团队开始自我折腾的一个新的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命题，怎么样让中国工厂更加柔性？产业供给端能快速响应小批量多批次的快速定制的需求。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我们也想能通过这个节目也许能接触到更多的有共同想法的同仁，一起往前去探索。
刘晔：Zui后我想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在两位的心目当中，中国智能制造的未来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周宇翔：我想象中，中国未来的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工厂，都可以在它们自身的迭代下和黑湖的助力下，能更柔性地去交付消费者、小的B端非常个性化的需求的产品，未来我们的生活的可以被更多样化的商品所包围，这个是我畅想的未来。
王昊：我Zui近看了很多的纪录片，看了TCL的厂、华为的厂、比亚迪的厂，其实它们都用了非常多各种大型的机器人自动化设备，运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各种算法，提升工作效率，保证品质。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制造不管在科技含量还是在品质保证上面，都能够站在Zui前列，始终保持着不断前进的一个优势。